700年前，元朝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屿志略》记载了单马锡岛上有华人居住。新加坡河口考古发掘的许多宋元陶瓷碎片，以及莱佛士登陆前的新加坡已有华人存在的记录，都显示华人与新加坡早有渊源。

1819年新加坡开埠，不但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捩点，更是华族及其他友族和新加坡融合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

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先后有三波华人移民潮（其他友族移民情况也大致相同）南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为新加坡华人。第一和第二波华人移民，以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福建及广东地区族群为主，还有部分早期的区域华人移民，形成新加坡华族的主体；第三波移民主要则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许多新移民，丰富了新世纪新加坡华族人口的内涵结构。

200年来，新加坡华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层面，对新加坡的成长和国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华族与新加坡经济

19世纪的第一波华人移民，有华工也有华商，并迅速发挥华人最擅长的经商精神，奠定了新加坡作为商埠经济的基础。

早年南来的各大方言群，如闽南人的航运与贸易业、潮人的贸易与种植业、粤人的工商与服务业、福州福清与莆田人的交通与木材业、客家人的中药业、琼人的餐饮业等，均各具行业优势，整体构成一个商埠或城市经济规模。

如19世纪闽人领袖陈金钟（1829年至1892年）是新加坡最大的米商、潮人领袖佘有进（1805年至1883年）被誉为新加坡“甘密王”、粤人领袖胡亚基（1816年至1880年）的洋货供应事业等，都是各行业的领袖人物。

20世纪上半叶前期，第二波华人移民及早期移民的后裔，更以初期资本积累，结合西方技术及经营模式，除了继续经营传统的种植业与转口贸易，也开始进军银行业和保险业，以及产品加工业，如橡胶加工、生产凤梨罐头、还有水泥、火柴、肥皂、食品等早期工业经济。

这时期也出现有华人资本集团性企业，如林秉祥（1873年至1944年）1911年创办的和丰集团，就是拥有银行、航运、水泥、钢铁、大米以及信局、种植园等多种经营的大型企业，形成多元化经营的大规模企业经济。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华商更全面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积极转型，成为新加坡经济结构重要的民间基础与成长力量。

华族与新加坡社会

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华人宗乡组织——会馆，在建国前15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里最重要的功能组织单位，积极发挥族群自助、自律、自治的多重功能。

早期的宗乡会馆基原是各方言帮群本身的互助组织，相当于族群的社会安全网，成为维持新加坡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支点。

随着时代发展，本地华族会馆更延伸发展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经济、文教、福利等各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形成民间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动员力量及发展动力。

例如推动文教。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新加坡华族通过会馆进行社会动员，创办了数百所学校，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民间教育体系，并让重视教育观念深入民心，为新加坡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以各方言帮群为基础的宗亲组织，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很早就有跨帮群的合作意识与实践，如在20世纪初由粤闽潮琼各帮合作经营的慈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以及1906年由所有华商人合作创办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业缘组织的各行业公会，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帮群色彩。

虽然宗乡会馆并非经济组织，但会馆与各种业缘组织的人事往往高度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具有积极作用。

百年来华族各功能组织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为建国后的新加坡社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族与新加坡文化

200年来，新加坡华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层面，对新加坡的成长和国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华族为新加坡四大种族之一，华族文化自然成为构成新加坡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

儒家文化，是华族文化的主轴，但因社会环境不同，新加坡华族继承的传统政治观念与儒学部分有限，主要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儒家伦理很重视人际秩序与责任义务，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由个人和家庭、社会及国家，均贯彻这一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儒家伦理所讲究的个人道德修养，还包括勤奋、节俭、自律、推己及人的道义精神。

新加坡华族文化，也具有移民文化的两大精神。一是适应与包容。移民族群定居异域，不但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也必须和共同生活的其他友族和谐共处，这就包括了善于妥协与包容，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

二是改变与创新。移民族群的生活环境，与祖居地不同，许多传统必须因时制宜而调整或改变。例如源自传统宗法社会体制的宗亲组织，在本地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能自我调整与改变的务实精神，往往就是推动创新的动力。

200年来， 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其他友族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今天的新加坡文化和精神风貌，成为我们宝贵的的文化基因和新加坡精神。

（作者是本地作家、前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