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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战役后期，白思华面对多重困境和部下的“苦口婆心”，最终选择了投降；日军见数量巨大的同盟国军队投降，便屡屡犯下战争罪行。

1942 年 2 月 13 日，日军成功修复了被英军工兵破坏的柔佛长堤，装甲部队便开始进入新加坡岛。作为战略要地的武吉知马和中央的两个水库仍然牢牢地被日军掌握，但白思华仍然决定在最后关头奋力一搏。

2 月 14 日，数百万的平民百姓涌入盟军的防御圈，淡水的补给变得异常艰难。日军不仅加大了航空兵的对地轰炸烈度和地面炮击的密度，他们还开始破坏输送淡水的水管。同时，日军向新加坡港口以西的巴西班让 (Pasir Panjang) 地区展开突击。驻守在此的是马来亚步兵第一旅 (1st Malayan Brigade)，由当地军人和民兵组成。他们在此顽强抵抗，但是补给依然不足。

当日下午 1 点，日军突破马来亚步兵第一旅的防线，冲进了位于巴西班让东侧的亚历山大医院 (Alexandra Hospital)，并在此屠杀了数百名医生、护士和受伤的军人。当地的英军发现日军后，有一位英军战士举着白旗并试图告诉日军，有红十字标识的救护场所军队不得入内干涉。但是日军却率先拿刺刀把这名战士刺死，并在冲进医院后，不顾当地护士和医生的阻拦和劝说，相继拿刺刀和枪支处决了 50 名正在治疗的士兵，然后将 200 多名男性医生和残废军人组织起来，赶往位于亚历山大医院 400 米外的工业区。日军当晚先拿刺刀和子弹处理了一批战俘，然后将剩余的战俘关进不透风的室内房间，让他们渴着饿著。一部分战士因为体力不支而阵亡，另一部分在 2 月 15 日早晨被日军处决。同样的，许多女性护士也未能逃脱被日军强奸和枪决的命运。这些历史的具体内容是由一位老兵亚瑟·海恩斯 (Arthur Haines) 亲笔写下的。他所控诉的日军罪行一共四页，在 2008 年女儿将其拍卖后，才公布于世。

亚历山大医院如今的纪念匾。图源: Wikipedia，上传者: VK35

2 月 15 日，面对部队士气低落和补给缺乏等多种因素的困扰，白思华不得不在早上 9 点 30 召集了所有部下，在马来亚地区总指挥部坎宁堡垒 (Fort Canning) 进行全体会议。会议中，白思华提出了面对当前困境的两个解决方案：1，再次集中兵力，从日军手中夺回武吉知马和水库的控制权；2，携此地区的所有同盟国军队投降。会议引发了他的部下们激烈的争吵，但最终他们达成了统一建议：投降。白思华最终采纳了部下的建议，准备率全军投降。

彼得·汤普森 (Peter Thompson) 在 2005 年出版的书籍当中谈到，依据战后的分析，如果白思华此时选择反攻，有一定几率能扭转战局的发展。因为会议召开的时间是 9 点半，当日下午新加坡全境内日军炮兵的弹药将面临短缺，整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之战因为日军进攻迅猛，补给线被拉得很长，士兵开始出现疲惫不堪的情况，此时如果赌一把，说不定能重新夺取战役主动权。但马利认为，对于同盟国军队来说，长途的撤退和数次败仗同样让同盟国军队无法展开反攻。如果仅靠一次战斗来换回整体被动的局面，而不考虑全方位的战力和平民的生死存亡，这样的思想仍然趋于理想化的推演，而不具有实际的建设性意义。

2 月 15 日下午 3 点，英方的投降代表乘着一辆摩托，挂着英国国旗和白旗，来到日军的前线寻求停火。但是，此时的日军对前来投降的代表团起了疑心，他们认为对于一个仍存在 5 万以上战力的同盟国军队来说，远没有到投降的时候。此次会晤很可能别有企图。英军代表团则希望日军的总指挥官山下奉文前去新加坡政府大楼与白思华会晤，但没有明确地提到“投降” (Surrender) 这个词，这更加重了日军的疑虑。负责接待的大佐杉田一次(Ichiki Sugita) 驳回了英方的建议，并告诉英方应让白思华主动来与山下奉文会晤，而不是颠倒过来。英方同意日方的建议，但后者担心这是一次斩首行动，于是大佐杉田一次就把双方的最高长官和随行团安排到了一个福特汽车工厂。

英方代表与日方人员共同前往福特汽车工厂进行会晤。左一为西里尔·瓦尔德少校 (Major Cyril Wild)，举着白旗; 左二为纽比金准将 (Brigadier T.K. Newbigging)，中为日本陆军大佐杉田一次；右二为托伦斯准将 (Brigadier K.S. Torrance); 右一为白思华陆军中将。图源: 帝国战争博物馆 (IWM)

傍晚时分的谈判非常煎熬，双方交流不在同一频道上，各自发挥。最终山下奉文威胁白思华，若他拒绝回答是否投降的问题，他将会立即发动一次对盟军防线的夜袭。在逼迫下，白思华最终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的事实，具体交锋的内容可参考音频讲述。

英日双方代表在福特汽车工厂进行投降商议。左前座位上的军官为山下奉文陆军中将，中间站立者为杉田一次大佐。右前手扶于口前者为亚瑟·白思华陆军中将。图源: 帝国战争博物馆 (IWM)

当日晚上 8 点 30 分，日军和盟军的前线停火，白思华下命令销毁机密文件，并捣毁重型武器装备。马来亚总指挥部坎宁堡垒被让给了日军，于是从此时开始，长达 3 年之久的新加坡日占时期正式到来。大量的英军部队被囚禁，在此期间，日军展开肃清行动 (Sook Ching Massacre)，屠杀当地华人和新加坡民众。直到战后新加坡光复。

日军在野外对锡克教教徒进行“打靶”训练，此幅图片为四幅组图中的第三张。20 码以外的战俘被蒙上了头巾，日军采用多姿态进行步枪处决“训练”。图源: 帝国战争博物馆 (IWM)

新加坡之战的结束在当时确实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方面，山下奉文只花了 7 周时间就将超过自身部队接近 3 倍的英军部队全部俘虏，并拿下了重要港口新加坡；另一方面希特勒对此事的评价比较矛盾。从纳粹的战略利益出发，日军的行动帮助了德国削弱了大英帝国的整体实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注重民族和肤色的希特勒发现白人竟然在进攻面前表现如此软弱，实在是有损于欧洲白人的形象，所以本来应该公开发表的祝贺，被希特勒回绝了。

在新加坡之战后，英澳关系进一步恶化。当戈登·本内特作为澳大利亚第八步兵师的师长得知英国人前去投降时，自己便将师长的职位让给了师部的炮兵指挥官塞西尔·卡拉汉 (Cecil Callaghan)，然后于一些高级军官找了一辆小艇，逃离新加坡。事后戈登·本内特还指责白思华，说他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且澳大利亚军人远没有英国军人士气低落，而是以英勇的抵抗在前线作出了巨大牺牲。

澳大利亚陆军少将西里尔·卡拉汉 (Major Gen. Cyril Callaghan)。作为准将的他在英军投降时临时被戈登·本内特授予第八步兵师师长的职位。本人在新加坡日占时期被囚禁于樟宜监狱 (Changi Prison)，后被押往台湾和东北，后在苏联攻打关东军后获救。他是戈登·本内特逃离新加坡的重要见证人。

此言论一出，英国的历史学家开始为英国人翻案。他们认为，虽然英国人在战时的悲观情绪极大地影响了自身实力的发挥，但澳大利亚军队也不是一干二净。有人指责第八步兵师的两位旅长在克兰芝之战之后便完全丧失了信心。但又有历史学家替澳大利亚军人解释：正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部队当了英国人的炮灰，且部下伤亡惨重，才会出现这样消极的情绪。总之，英澳双方一直想揪出一个对方的罪魁祸首，而山下奉文本人则比较客观。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白思华一意孤行的战略判断。但是，山下奉文本人也是心虚的。

作为日军在第 25 军的最高长官，他是一位大胆却有些莽撞的军人。他知道英国人的部队是它自己部队的三倍，如果日军无法快速拿下新加坡城或是将同盟国军队的士气击溃，自身补给的不足、行军的疲惫和消耗战力的城市作战都会让日军处于不利地位。但当时山下奉文就赌了一把，不断地在心理上恐吓英军，迫使情报侦察不足的英军节节败退，才获得了入侵行动的成功。

日军在被占领后的新加坡街头进行行军。图源: 帝国战争博物馆 (IWM)

整个新加坡之战双方伤亡人数约为 5000 人左右，但最后不到 30000 人的三个日军师团俘获了超过 85000 人的同盟国军队。山下奉文本人在日占时期广泛开展屠杀行动，直到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英澳双方才拿回了新加坡，被誉为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本人终于在 1946 年 2 月 23 日，在菲律宾因二战犯下的战争罪行而被处于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