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组屋模式是出路?香港学者:置业非唯一选择

现时全港约有20.97万人居于劏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56.5平方呎;公屋轮候时间创新高,截至2018年6月底,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3年,比3月份时的5.1年更长,距离政府承诺的三年上楼目标愈来愈远。种种数据均显示香港房屋问题非常严峻,更有每况愈下之势。 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后,多次称房屋政策是施政的“重中之重”,上任初期更到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参观。究竟新加坡组屋经验对香港有什么启示?假如香港要学习新加坡,还欠缺什么? 香港2018年4月开展长达五个月的“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公众可就18个未来开发土地选项表达意见,希望帮助解决香港土地不足的问题。
《香港01》因此在去年策划“城规三部曲”系列深度报道,先后到访新加坡、上海和深圳,探讨当地城规建设经验,冀为香港未来的城市面貌带来一些想像和启发。
撰文:周嘉俊/ 香港01
 
社会上不少人将居屋与新加坡组屋类比,但两者有何异同?
香港房屋发展及建筑研究资讯中心创办人姚松炎曾指出,组屋是按国民需求而建,居屋则只是有限度地提供,反映组屋是权利,而居屋则只是福利,“香港人要符合资格,首先要够穷,还要够运”。
理念的不同,也体现在订价机制上。新加坡组屋与国民可负担能力挂鈎,意味即使私人市场住屋价格大幅飙升,组屋售价也不受影响;反观香港,虽然林郑月娥早前将居屋订价由七折降至五二折,但始终未和市价脱鈎,市民能否上车,仍取决于市场价格的波幅。
姚松炎又曾表示,房屋是否公民权利可以讨论,“但新加坡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可安顿好市民的房屋保障,他们就会有更多心力发展创新科技、企业、工业”,但香港人人只花精力来炒楼,成为近年落后新加坡的原因。
姚松炎指新加坡例子反映,只要令国民安居乐业,便能更好地发展其他产业。姚松炎指新加坡例子反映,只要令国民安居乐业,便能更好地发展其他产业。 
图:香港01/ 卢翊铭
忧冲击私楼市场 港难彷新加坡模式
经常穿梭新港两地的经济学者曾渊沧曾撰文指出,香港若要参照新加坡模式,需要取舍,假如政府将公营房屋提高到八成至九成的比例,就需要靠消费税或提高企业利得税及个人薪俸税,弥补地价收入;此外,一旦政府大建公营房屋,私楼价格会随之下跌,私宅业主将首当其冲,所以彷效新加坡模式并不容易。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邹崇铭也质疑新加坡模式。他指新加坡鼓励置业的模式僵化,未必适合香港。首先,香港未来面对就业零散化情况,“我可否确保未来二十至三十年都返同一份工(做同一份工作)?基本上除了公务员外,没有这个情况。那我如何确保每月有钱供楼?”
邹崇铭形容,新加坡鼓励国民置业的模式僵化,未必适合香港。邹崇铭形容,新加坡鼓励国民置业的模式僵化,未必适合香港。 
图:香港01/ 吴钟坤
其次,政府现时鼓励港人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地区发掘就业机会。邹崇铭质疑:“我可能在东莞、广州、越南等地方住,为何我要拿着一层楼在香港?为何我不可以有一个弹性的居住选择?”
他认为,香港房屋问题症结是“房屋商品化”,即政府将自住与投资需求混淆,强调交换价值多于使用价值。虽然林郑月娥政策是以置业为主导,但其核心观念是重建置业阶梯、促进流转,向市民建构“细屋换大屋”(小屋换大屋)的想像,强调房屋投资的面向。
邹崇铭认为,这等同将房屋推向商品化。然而,若要保障居住权益,未来要减低商品化成分的房屋,此外,社会应该讨论多元住屋选择,例如以政策鼓励出租屋盘出现,以及完善租赁市场机制保障租客住屋权政策,置业并非唯一的出路。
邹崇铭认为,未来香港应减少推出商品化房屋,同时要讨论多元的住屋出路。邹崇铭认为,未来香港应减少推出商品化房屋,同时要讨论多元的住屋出路。 
图:香港01/ 余俊亮
不过,要解决房屋问题,除了要具备良策外,还需一个具长远目光、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及具执行力的政府。
香港出生、移民新加坡26年的Jamie,对两地政府处事手法有深刻体会,她指新加坡政府会深入了解居民需要,并通过明确时间表将政策落实;而香港政府的态度则比较消极,政策亦向地产商倾斜,以致炒风蔓延,“好多土地给私人发展商发展,当然他们要赚钱,可是他们起楼(建房子)并不是满足基层市民,而是鼓吹楼市炒卖”。
Jamie的父亲吴先生则认为,香港无论在愿景及执行能力方面均不如新加坡,以填海为例,新加坡政府会于十年前便因应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趋势开始建立土地储备,反观香港政府每每要等到危机来临才想办法解决问题,“政府不觉得需要急切解决(房屋问题)”。
他又指出,香港政府没有长远规划,只是“临急抱佛脚”,“几年前有本书讲‘地产霸权’,书展看到有《香港大崩坏》,这是很多人在讲的东西,(但)政府不觉得需要急切解决”。
Jamie(左二)指新加坡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较务实,相反香港政府则比较消极,房策亦往往向地产商倾斜,难令基层市民安居乐业。Jamie(左二)指新加坡政府处理问题的态度较务实,相反香港政府则比较消极,房策亦往往向地产商倾斜,难令基层市民安居乐业。 
图:香港01/ 罗君豪
针对现时香港的土地大辩论,吴先生批评港府欠缺承担,将土地供应的责任推给市民大众,自己却没有清晰的政策,“郊野公园碰不得,高尔夫球场又不收回,又不填海,又不收棕地,农地也不想想怎样开发”。
他认为港府应该要大刀阔斧,加强执行能力,如果现时施政犹豫不决的情况持续,“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回香港!”。
文章授权转载自《香港01》,原文刊于《01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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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回答

闻素

那个质疑新加坡模式的邹崇铭是搞笑来的吧。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邹崇铭也质疑新加坡模式。他指新加坡鼓励置业的模式僵化,未必适合香港。首先,香港未来面对就业零散化情况,“我可否确保未来二十至三十年都返同一份工(做同一份工作)?基本上除了公务员外,没有这个情况。那我如何确保每月有钱供楼?”


新加坡人都二三十年做一份工?全世界哪国人可以保证二三十年不失业?就这样还能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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