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侨华人当年受到相对温和的同化政策，经济上都能有所建树，政治上也有权发声。
在菲律宾，早期的福建人来这儿做贸易，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到19世纪后期，华裔作为一个商业阶层逐渐崛起。尤其在1946年菲律宾独立之后，华裔商业阶层一度重权在握。如今菲律宾9730万人，有华人血统的可能超过1000万人。菲律宾的国父何塞-黎刹的高祖父就是从福建移民到菲律宾，黎刹1892年曾号召人民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统治。4年后，年仅35岁就被枪决。
（图二：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
最近即将赢得总统大选颇受争议的“菲律宾特朗普”杜特尔特(Duterte)，相对于上任总统阿基诺(Aquino)在南海争议上的强硬立场，他表达合作开发油气的态度，并申明祖父是福建人以示友好。在菲律宾这个以家族朝代政治著称的国家，杜特尔特(Duterte)背后支持的父系联亲家族之一就是扎根于宿雾省(Cebu)的杜拉诺世家(Durano family)。
（图三：麦考伊(McCoy)在《漠视秩序的家族》(“An Anarchy of families”)中罗列的以雷蒙-杜拉诺(Ramon Durano)为核心的部分杜拉诺世家族谱）
书中的华裔雷蒙(Ramon)在1930年研究生毕业本是个低薪的高中老师，后来做家具生意赚了点钱，又跟着他的小叔子也就是达瑙市(Danao)的市长保罗-阿尔门德拉斯(Paulo Almendras)从政且当了律师，同时从商经营制船业和矿业，自此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期间虽然雷蒙(Ramon)历经二战，也受到总统马科斯(Marcos) 的处处压制；但家族在1969年鼎盛时，他成了宿雾省议会第一大区代表，他的妻子成了达瑙市(Danao)市长，大儿子当了第五区代表，大女儿成了山薄恩市(Samboan)市长，整体在宿雾省(Cebu)的影响首屈一指。
而新总统杜特尔特(Duterte)这一支主要是通过雷蒙(Ramon)的妻子碧翠斯-杜特尔特(Beatrice Duterte)而和杜拉诺世家(Durano Family)有了联系。在杜特尔特(Duterte)当总统前，曾经在达沃市(Davao)当了22年的市长，父母都是律师。他的父亲在成为达沃省（Davao）省长(未划分达沃省前是省)前，也担任过宿雾省达瑙市(Danao)市长，杜特尔特家族(Duterte family)在1951年才南迁，定居到达沃(Davao)地区。随着杜特尔特(Duterte)登为总统，他的儿女相应拿下达沃市(Davao)正副市长的位子。可见家族的力量如何让华裔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又根系发达。
泰国在历史上躲过了直接的殖民统治，但1855年和英国签订了《鲍林条约》(Bowring Treaty)，许诺将出口关税降至3%，促进了水稻种植出口，也吸引了大批中国南方移民。他们起初当了碾米工，放债人和商贩，后来渐渐成为商人和银行家。2008年，泰国华人有850万人，约占人口的12%，华商经济也是泰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不仅有致力于中国业务投资的谢国民所掌管的正大卜蜂集团，还有盘谷银行，律实他尼集团等知名跨地区企业。
政治上，泰国虽然是个军变频发的国家，但幕后在位66年的国王总能镇住各方势力，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也使国家免于陷入分裂和混乱，国家迈三步退一步地发展着。到了1983年的大选，所有合法的泰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自此华人也活跃于政治舞台。到了90年代后，华裔总理差猜(Chatichai)，川·立派(Chuan Leekphai)，班汉(Banharn)，他信(Thaksin)接连上台。据说，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2001年成立的他信(Thaksin)内阁，有华人血统者占五成以上。
（图四：江主席和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
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人华裔相比，印尼的华人及后代虽然经济上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日常生活上也处处受到排挤。
华人早年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北部的港口城市巴达维亚(Batavia, 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做工，荷兰殖民者还推行政策吸引华人过来定居以来发展香料贸易。他们中一部分在东印度公司当中介，平时负责征收进出口关税和管理农作物丰收等，利润颇丰，引起印尼原住民的愤恨；另一部分人则成了鸦片农商。1740年因糖价下跌政府压制，百来糖厂工人杀了50名荷兰军士，接着荷兰军队加上当地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展开了对华人的围剿，据说至少10,000名华人死亡， 仅剩的600-3000人东移，又在1741年受到当地爪哇贵族的暗地支持下联合爪哇人开始反抗殖民者的运动。自此，华人来印尼受到官方限制。19世纪后半期，荷兰殖民者试验种族政策致力保护原住民，而将华人视为“国家的最大威胁”认为其剥削当地居民。其实，这些最大剥削人的殖民者，将大帽子往流动的华人身上一扣，后者连土地权都很难获得。
印尼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其国民90%都是穆斯林。当年荷兰殖民者并没有撼动当地贵族的地位，当地的苏丹(伊斯兰国家的君主)也没有被当作伊斯兰教的监管人而是当地传统文化习俗的代表，因此，伊斯兰教在印尼如今呈现出地方化多元化的特征，而非一统的伊斯兰教。同时，虽然殖民者们有自己的荷兰办学，但对伊斯兰学校也较宽容，因此当地的贵族以及宗教人士通过教育系统渐渐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官僚，老师在武装游击动员上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苏加诺(Soekarno)1945年领导印尼独立后，50年代出现了四大政党，分别是代表受世俗教育贵族的PNI党(Partai Nasionalis Indonesia)，代表受现代化教育穆斯林的马斯友美党(Masyumi)，代表受传统教育穆斯林的NU党(Nahdlatul Ulama)，以及代表未受教育大众的PKI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而这其中，当地贵族和伊斯兰教的势力强大，而华人即使有“商业天分”，也不能像在菲律宾和泰国那样通过自由市场开始政经双赢一路开挂的人生。
1959年，政府和军队对外来人，如华人，阿拉伯人和荷兰人的居住和贸易进行进一步限制来保住本国企业。印尼华裔组织国籍协商会(Baperki)对此进行抗议，推动种族融合运动。1965年该组织被标为共产党组织后，500万人包括几千名华人在其后的反共浪潮中被杀害。印尼将军苏哈托(Suharto)其后发动军事政变，1966年上台，实行中央集权的军管。新政府对华人的处理方式仍然是分离而非融合，华人的语言，宗教和传统节日等文化习俗都被禁止，且华人都需要改成印尼名字。70，80年代，虽然有小部分华人通过“新秩序”的经济发展项目发家致富，但在公众眼里华人的成功是与和总统苏哈托(Suharto)家族腐败相连，用金钱换政治安全的行为使他们并不被社会接纳。
(图五：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
1998年，学生抗议政府的经济腐败，民众迁怒于华人企业，印尼六大城市再次爆发动乱，曾借势上台的苏哈托(Suharto)这回结束了他32年的统治，新总统哈比比(Habibie)进行种族政策改革。虽然事后有调查表明死去的多是洗劫者而不是华人，新政府回避谈论调查结果，但是成千上百的华人因此离开印尼，对印尼的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据说在1997-1999年间，估计有200亿美元的资本流出印尼到新加坡，香港和美国。哈比比(Habibie)为振兴经济，吸引华裔回到印尼，象征性地许诺他们一定的政治自由。他通过总统指令先是废除了官方“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名词使用，其次废除禁止学习中文的规定。其后接任的华裔瓦希德(Wahid)2000年，废除原先的法律保障了华人的文化自由，华文教育也开始复苏。2006年，印尼华人拥有被选举权，政治领域中也开始有华裔的身影。2004年的一届政府中，首位印尼华裔女性冯慧兰(Pangestu)当选为商务部部长。
2010年人口调查中，约有280万字人自认是华人的，约占印尼总人口的1.2%。但还有部分因为曾经的歧视历史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血统，另有报告认为实际上，华裔可能占5-6%。不过随着苏哈托倒台后的不断改革以及印尼政治的“菲律宾化”，华裔的政治权利逐渐受到保护。
身在三国的华裔虽然起初因各国国情受到的社会待遇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个人的奋斗和抗议后的改革，各国也渐渐显示出趋同迹象。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