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移民政策收紧下 香港“抢人” 成话题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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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区。(法新社)“香港就业机会”讲座上,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东盟)处长方毅与出席者交流。(周柏荣摄)
 以具有本地大学背景的中国留学生和毕业生为主的“华新社团”,日前主办了一个“香港就业机会”讲座,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贸易办事处(东盟)处长方毅和与会听众交流,回答关于在香港生活及工作的问题。
  在本地移民政策收紧和新港“双城记”的背景下,看“香港就业机会”讲座,难免会引人遐想,是不是香港“有意挖人”,或是本地有一些新移民思考转换就业或生活跑道?
  《新汇点》采访了主办者及讲者,也了解一些出席的新移民对在本地或香港工作生活的看法,以及各自选择取舍的考虑。
报道/王秘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贸易办事处(东盟)在本地的南大孔子学院进行了一场讲座,讲座主题是香港的就业机会,处长方毅花了近三小时,从香港概况到人才政策,从工作环境到生活点滴,详细地和与会听众交流。
  在新加坡移民政策收紧,许多外籍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奖学金得主无法获得永久居民邀请信,甚至是主动申请也被拒的现实情况频频发生时,香港就业机会的讲座浮出水面,不禁引人遐想,莫不成香港“有意挖人”?
  当记者将这个外界普遍揣测的问题抛给主讲人方毅时,他说,其实近年来在报章或网络上,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舆论,但是他本人不喜欢这种“挖人”的说法,他始终认为香港和新加坡,合作大于竞争。
  那个周六去听讲座的有40多人,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方毅做了一个小调查,他问在场的听众有多少是中国人,90%的人举起手来;他又问,有多少人是新加坡PR,三分之二的人举手;再问有多少人是在读大学生,这时举手的人寥寥无几。当时,方毅的脸上有一点出乎意料的表情,他说,原本认为会有更多还没有入职的大学生对讲座内容更有兴趣,没有想到多数听众是已经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的成熟职场人士。
不会轻易离开新加坡
 
 
方毅:港新两地间合作大于竞争。新加坡滨海湾。(档案照片) 这次讲座的主办方其实是本地一个非盈利性的新移民组织“华新社团”。该团财务长牛司红特别强调,“香港就业机会”讲座只是华新社团不定期举办的一次普通交流会而已,只是可能赶上新加坡移民政策收紧的风口浪尖,这种巧合才让人以为是有意为之,实则无心插柳。  牛司红说:“来听讲座的人多数不是下了决心去香港工作,而只是多一次接触世界的机会,增多一分对于香港的认识。”
  实际上,在记者询问听众是否有意转换跑道,离新赴港时,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来新已18年的朱国洪目前是保险公司的营业处副经理,他说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交流,多交些朋友。成为PR已5年的李举会和三个同学一起来,他则说自己来的目的性不强。李举会曾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电子工程,如今在电子行业供职,他清楚了解自己的专业在香港基本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斩钉截铁地说:“除非失业,不然不会轻易离开新加坡”。
  在对与会听众的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持同样看法——“我不排斥香港的机会,但是我不会轻易离开新加坡”。
情感和归属影响了选择
  2007年的1月1日,牛司红清楚的记得5年前第一次踏入新加坡的日子,从中国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她,申请到本地大学的博士课程。来新之前,牛司红曾经以交换生身份到香港生活半年,时隔7年,牛司红回忆起当年在香港的生活时,眼睛里仍放着光芒。她说:“那是我走出中国大陆后见到的第一个城市,香港生活的丰富多彩,年轻人闯荡的热情和活力,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
  问及牛司红为何博士毕业之后,不前往香港追求梦想中的生活?牛司红的语气里少了一些冲动的火花,而多了一分生活的平和。她说:“博士四年,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朋友,现在圈子也成熟了,想走也舍不得走了。”
  新加坡移民政策的收紧,拥有博士学位的牛司红也不能因为高学历而幸免冲击,她表示自己的PR状态还在“待定”一栏,而和她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同事们,7个人申请,其中5人收到了拒信,这样的结果总会让同事们对于PR的讨论充满了消极因素,被拒了就离开新加坡的气话也被很多人挂在嘴边,可是最终要落实到“离开”的行动上,怎一个“轻易”了得。
  牛司红说,很多外籍留学生或奖学金得主其实是希望当局看到由于PR收紧政策而可能导致的恶性循环,现实情况是,目前用人单位多开出“只限新加坡人或PR”的条件,但是外籍学生如果不工作就不可能申请PR,因此这帮既要履行奖学金协议,又苦于身份而在市场上面临就业困难的外籍留学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苦了累了,一个人在外漂了,还是没有轻易说离开,就是因为还有一帮读书时交的朋友在身边撑着、安慰着,让人感觉温暖着。
 
让人感觉踏实的本地组屋区。香港生活节奏较快。(中新社) 牛司红说,情感和归属可能才是4年本地生活对于未来选择的影响,如果理性的分析,可能不少人都能找出离开的理由,就是因为有了朋友、有了生活、有了圈子在新加坡,离开才不是那么轻易。香港新加坡热点对比
“香港的平均起薪是多少”、“香港的生活福利怎样”、“不会广东话会成为香港就业的劣势吗”、“香港的工作时间比新加坡长吗”……在“香港就业机会”讲座上,这样的问题频频被提起,与会听众争相举手提问,仔细听来,所想了解的问题其实也是在本地生活所常涉及的课题:税收、薪水、生活费、准证、永久居民、住房等。
  有个听众提问:“外国人在新加坡工作持有的就业准证是跟公司捆绑的,如果员工与公司解除合约,那么这名员工的准证也就自动到期了,并非是准证上现有的有效日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外籍员工就不敢辞职,因为这可能直接促使你失去留在新加坡的合法准证,香港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样的问题甚至都难倒了方毅,他没想到问题已深入到方针政策的细枝末节,最后自己都感慨“看来准备还不够”。
  听众李行说,虽然听讲座的目的只是加深了解,但是参与了之后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拿两地作比较。李行认为,大家提出的薪水、税收、住房、居留权问题,所反映的正是不少外籍人士在本地所面临的障碍点,只是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困难程度有所不同。而如果香港在这些课题上开出的政策和条件更优厚,就会让这些有选择权的外籍人士在思想上有所动摇。
双城对比不限新加坡和香港
  对于港新的比较,本地不少华人论坛或网站上从来都是“口水飞溅”,从大政方针到吃喝玩乐,从影视明星八卦到平常百姓生活,不少在港新两地都生活过的经验人士更是毫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的故事,以给菜鸟们一些选择及建议。
  不过,如果跳出新加坡和香港的框框,仔细浏览网站的灌水讨论区时,发现所谓的双城对比或两地比照绝非只限于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和上海、新加坡和悉尼、新加坡和美国等这样的对比交流贴比比皆是,因此如果单单放大新加坡和香港,未免刻意和偏颇。
  半年前刚来新加坡,新任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东盟)处长的方毅说,外界也喜欢比较香港和新加坡两地的政府效率、招揽尖端人才的能力,甚至文化创意等领域,谁更胜一筹,但是如果新港两地能集聚各自的地缘优势,加强合作,将能帮助两地企业在本区域拓展业务,掌握更多商机,共同实现“双赢”。
 
方毅的这种想法,不少与会听众表示认同,甚至很多人借机向方毅“讨”起合作的良机。李举会说,自己的生活重心还是在新加坡,但是如果能和香港建立业务往来,这也是讲座的成功点了,所以他理解这个讲座,并不意味着在本地生活的外籍人士们要离开熟悉的新加坡,而是可以将自己的事业拓展到离中国大陆市场更近的香港。新加坡或香港? 适合自己最重要
来新加坡生活之前,高亮军已经在香港工作过5年,之所以离开香港,是因为难以承受房价之贵。高亮军说,可能极少有人仅仅因为房价的问题而离开一个城市,但是他算了一笔账,每月薪水扣去房租,真是剩不下多少,而房子是租的,钱流入别人的口袋,还不如找一个城市,自己能付得起房屋首期,然后用原本用来做租金的钱交月供,这样至少肥水还是流入了自家田。
  相比香港,新加坡的生活更平实,虽说也是国际都会,但是高亮军说,生活在组屋邻里的人们,还是小市民的气息重些,也不像香港那么绚丽多姿,这样的生活更安稳踏实。
  生活在香港多年,高亮军印象中的港人很辛苦,但也普遍更勤奋,这也正应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东盟)处长方毅的说法,香港的工作时间比新加坡更长,工作强度可能更大。
  所谓的港人辛苦,高亮军指除了香港节奏奇快之外,薪水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普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标准是在两万港币以下,有3年工作经验的职员薪水也不过2万5000港币,再加上港币近几年来一直处于萎靡状态,这样的薪金水准,再配上香港高昂的生活费,竞争力显得并不如多年前那般明显,因此从香港出走的外来专才也不在少数。
  高亮军来新加坡的时候,还没有赶上移民政策收紧的关口,因此轻轻松松地成为了本地PR,而这在香港是不可能轻易做到的。香港对于申请永久居民者在居住时间上的要求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不少人冲着绿卡的诱惑来了同是华人社会的新加坡。
  高亮军认为,新加坡移民政策的收紧,在此时确实会让一部分具备选择能力的专才心猿意马。他说自己也听周围的朋友说起,为什么当年政策松时,一股脑进那么多人,现在反倒是博士硕士也照样被拒?这会否引起一拨人出走,可能还要过些时日才能反映在社会问题层面上。
有来的也有去的,和高亮军一样,只因为一个简单理由,在新加坡读书4年的刑爱玲,在毕业之后放弃了新加坡,选择在香港发展事业。刑爱玲在本地修读传播学,2010年毕业时,曾经到本地传媒机构面试,最终在了解清楚了本地传媒业现状之后,在导师的建议下,进入了香港传媒业从事记者工作。
  在接受记者电访时,刑爱玲第一句话就是想念新加坡的菜头粿。她说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成长中遇到的朋友还有一大部分在新加坡,自己只身在香港有些孤独,但是她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刑爱玲说:“新加坡市场不大,新闻不激烈,新闻人的感觉也不强烈,但是香港不一样,弹丸之地,众多电视、电台、报章抢新闻、挖新闻,有经济能力送记者去世界各地采访重大新闻,包括战地记者,在年轻时,做记者就需要寻求战场的感觉,而在香港,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斗士,哪怕孤独,却有着无限的奋斗精力和勇气”。  因为职业发展空间更大,刑爱玲选择了香港,现在熟悉港新两地的她倒不愿意比较两个城市生活的细节和琐碎,因为她认为所谓好和不好,完全取决于个体更看重生活的哪个方面,而个人重视的方面若在这个城市具备优势,那么这个城市就是适合这个人的。
  对于年轻的刑爱玲来说,生活的重心就是工作,是新闻事业,因此她觉得香港是最适合她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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