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马共武装斗争历史

1. 马

来亚共产党（马共）于1930年4月30日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成立，来自第三国际的代表胡志明有份促成马共的成立。在马共成立之前，流亡东南亚的中国共产

党成员于1926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1927年改称南洋共产党，当时适逢中共跟国民党决裂而爆发第一次国共内战。南洋共

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共的革命斗争，组织了南洋总工会等群众团体。南洋共产党于1930年解散，让路给同一年在东南亚地区新成立的本土共产党—马共、印

度支那共产党及暹罗共产党。马共由始至终的斗争目标，是反抗英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民族的独立。

2. 马

共成立初期被英殖民政府打为非法组织，遭到取缔，好些党领导被逮捕。不过，马共很快就在工会运动中发挥影响力，并于1930年代组织了多场罢工。其中最著

名的罢工运动，就是于1936年11月发生在雪兰莪州煤炭山（Batu

Arang）的煤矿工人大罢工。1937年3月24日，马共干部组织起来的煤矿工人在煤炭山建立了马来亚第一个“苏维埃”（工人议会），吓坏了英殖民政

府。英国最高专员珊顿.汤姆斯（Shenton Thomas）调派军警镇压，煤炭山苏维埃因而仅维持了一个星期。

3. 马共有个神奇

的间谍故事。于1930年代末成为马共总书记的莱特，后来被揭发是三重间谍。出生于越南的中越混血儿莱特，原本是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间谍，身份暴露后被

“转让”给英国。英国情报机关安排莱特混进马共当卧底。莱特谎称他是胡志明的亲信兼共产国际代表，而在马共里头平步青云，很快就攀上总书记的职位。日军占

领马来亚后，莱特被日军逮到，结果转而充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间谍，潜伏在马共内为日军提供情报，让马共平白牺牲不少战士。莱特于二战后重新回归英国情报机关怀抱，但是其间谍身份也开始败露。莱特于1947年夹带大笔党资金逃走，但是最终在泰国曼谷遭追捕他的泰国共产党成员杀死。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三星旗

4. 穷

兵黩武的大日本帝国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于发动攻势当天在马来半岛北部吉兰丹州哥打巴鲁登陆，迅速打败不堪一击的英国驻军。撤退到

新加坡的英军于1945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马共于1941年12月11日号召马来亚人民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2年1月1日，马共在雪

兰莪组建第一支人民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第一独立队。另外7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立队随后陆续成立。马共当时采取联英抗日政策，以游击方式

战斗的人民抗日军，跟英军配合，最后成功击败日本侵略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英国政府曾为了表扬陈平在二战时抗日的贡献，给他颁发英帝国官佐勋章（OBE） 。

5. 日

军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亚在英军重返之前出现了政权真空期。当时在马来亚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并实际上控制了好些地区的马

共，因三重间谍莱特从中作梗，没有把握时机建立全国政权，让马来亚错失完全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的机会（但斯大林主导的共产国际也确实不想马来亚脱离英

殖民统治）。

战后马共公开活动时期在吉隆坡的党所

6. 二

战结束后，英殖民者返回马来亚执政，但是英国殖民当局并无意让马来亚独立。1945-1948年期间，马共成员积极投入在争取独立、民主与民生的群众运动

中。1945-1948年三年期间，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英殖民当局以高压手段对付民间的反殖民活动，很多马共成员被逮捕、囚禁或驱逐出境。激进

反殖民组织—醒觉青年团（Angkatan Pemuda Insaf，缩写API）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7. 1948年6月16

日，3名英籍种植园经理在霹雳州和丰被马共成员所杀，英殖民政府以此为借口颁布紧急状态，取缔马共和其他左翼政治组织，大肆逮捕左翼人士和被怀疑支持马共

的人士。马共于1949年2月1日正式组建“马来亚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武装斗争。马共把这场跟英殖民势力对抗的军事冲突称为“反英民族解放战争”。

这个是位于霹雳州和丰区内1948年6月英籍经理被杀的其中一个种植园，以前是橡胶园，现在已变成油棕园。

8. 为何英殖民政府称这场军事对抗为“紧急状态”而不是“战争”？因为如果是战争的话，保险社将不会赔偿在冲突中蒙受财物损失的种植园圆主和矿主。使用“紧急状态”一词，很明显就是要保护英国资本家在马来亚的利益。

9. 紧

急状态期间，英殖民政府任意逮捕并囚禁数以万计被怀疑跟马共有关系的人士。很多民族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争取独立人士都被拘留。几乎所有争取独立的政治

团体都被解散或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包括了二战后三年和平时期活跃于争取独立的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缩写PKMM）、妇女醒觉团（Angkatan Wanita Sedar，缩写AWAS）、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缩写PUTERA）等。好些马来民族主义者转而投入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马共的游击武装以华人为主，不过于1949年5月12日在彭亨州淡

马鲁成立的第十支团，是以马来人为主。

10. 英

殖民政权从英联邦各地调集军队前来马来亚镇压马共的武装起义，包括来自澳洲、新西兰、斐济、罗德西亚等地的部队，还有来自南亚的廓尔喀兵及东非的步枪队。

哈罗德.布里格斯中将（Harold

Briggs）于1950年被任命为英军在马来亚的作战总司令，布里格斯制定了切断马共武装物资供应的战略计划。布里格斯计划中最恶名昭彰的做法，就是将

50万人从原来的家园强行搬迁到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也就是所谓的“新村”，此举是为了切断马共跟群众的联系。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建立了至少450个

新村。

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的旗帜

11. 英

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亨利.葛尼（Henry Gurney）于1951年10月被马共成员杀死后不久，杰拉特.邓普勒（Gerald

Templer）接替成为最高专员兼作战总司令，延续布里格斯的战略，并展开孤立马共的“攻心战术”，为本地人提供更多的医药和粮食援助去收买人心，进行

各种利诱恐吓的“招降”宣传，并加强在森林地区的军事围剿与巡逻，让马共武装处于劣势。

澳洲空军也加入轰炸马共的行列。

12. 英

殖民军队在紧急状态期间犯下不少战争罪行，包括发生于1948年12月的巴东卡里（Batang

Kali）屠杀案。英军还曾使用成分跟后来在越战中使用的橙剂几乎相同的除草剂（2,4,5-三氯苯氧乙酸），去“清理”靠近道路的森林。英国空军在紧急

状态期间进行了25000次的空袭，投下数十万吨炸弹，发射超过10万枚火箭。单是1958年3-4月的两个星期内，英联邦军队的轰炸行动总共投下18.6万吨炸弹，发射200枚火箭，以及23000发炮弹。

13. 1955

年7月，英殖民政权在马来亚举行全国大选，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赢得大选。意识到在武装斗争中已难以突破的马

共，也准备和解并放下武器。马共与联盟于1955年12月展开历史性的“华玲和谈”。马共一方谈判代表是陈平、陈田及拉昔迈丁，亲英殖民者的联盟一方则是

东姑阿都拉曼、马绍尔（David

Marshall，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及陈祯禄（马华公会主席）。马共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停止冲突，马共提出的最高要求是政府承认马共为合法的政治组

织，最低要求则是放下武器后的马共成员可以自由行动、自由参加任何政党，若成立新的政党可以不叫“共产党”。

陈平（中）参加华玲和谈时的情景

14. 可

是，听命于英殖民政权的东姑阿都拉曼，为了向英国证明他是英国势力在马来亚最可靠的代理，让英国人放心把马来亚政权交给他及他所领导的联盟政府，在和谈中

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东姑坚决要马共投降，并在紧急法下接受警方政治部的无限期扣查，这个根本就不是和平谈判的姿态。已经准备放下武器的马共，无法接受东姑

所提出的苛刻条件。马来亚（英殖民与联盟）政府并不愿让马共涉足议会政治，宁愿以坚决地态度破坏和谈，也不要让英殖民者的利益受到侵蚀。正因为如此，才造

成武装冲突白白延续了另外34年，直到1989年。

15. 维持了12年的紧急状态于1960年7月31日结束。恶名昭彰的政治打压工

具—《内安法令》

于1960年8月1日—也就是紧急状态结束后翌日—生效。在1948-1960年那场被称为“紧急状态”的战争中，英方有逾1300名警察和500名军人

丧生，马共方面则折损逾6000人，另外1200人被俘虏。很多人被英殖民当局未经审讯囚禁。

16. 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宣

布独立后，马共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其大部分的武装力量于1958年都撤退到马来半岛北部与泰国南部交界的边境地区。1960年代期间，尽管马来亚已经取得

独立，联盟政府却加紧对议会左翼的强权打压，加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少激进青年因而投奔森林参加马共武装。当时又适逢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决裂，批判苏

共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中共，加大其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直接援助东南亚共产党武装。中共资助马共于1969年在湖南开设“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

台，让马共可以在马来亚进行大气波宣传战。不过，马来西亚政府与中共政府于1974年建交后，中共就开始减少给予马共的援助，“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也于1981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关闭。

陈平于1965年3月在中国武汉会见毛泽东

17. 1960

年代中苏决裂后，中共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时机成熟，以及越共在越战中取得重大成果的鼓舞下，再加上一批新血的加入，马共于1968开展新一波的武装斗

争。不过，由于马来西亚政府警方政治部派出奸细潜入马共组织，导致马共于1970年代初在党内展开对付敌奸的“肃反”运动，党内一片草木皆兵，造成好些冤

案及发生错杀无辜的事情。肃反运动导致马共于1974年大决裂，一党分裂为三派，大大削弱了马共的实力。

19. 马

共于1989年合艾和谈中所提出的条件，跟1955年华玲和谈时提出的条件一样，为何马来西亚政府于1989年的时候可以接受，而1955年时的马来亚联

盟政府却坚决不接受？原因无它，为了取得英国人信任的东姑并无意让华玲和谈成功。如果华玲和谈成功，马共将可以涉足“合法的”议会政治，对联盟来说是个巨

大的政治威胁，对西方殖民实力来说肯定冲击着它们在这片富庶土地上的经济利益，并有可能改变冷战的格局。邻国印尼于1960年代拥有苏联及中国以外最大的

共产党，而印尼共产党最令冷战中西方集团所畏惧的是涉及在议会政治中，结果印共于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后遭到肃清，百万人因此丧失性命！

21. 如

果没有马共的武装斗争，英国殖民政权就不会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并让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将马共形容为“恐怖分子”或“共匪”是英殖民政权压制争取

独立运动的做法，如果我国政府今天仍然用这些标签去形容马共，只能说明我国政府内有些人的思维仍然滞留在殖民时代，也没有还历史一个公道。我国政府禁止陈

平甚至他的骨灰回国，不仅成为国际笑柄，而其诸多借口不愿履行《合艾和平协议》下的承诺，还反映出国阵政权的又一次诚信破产。

22. 马共的历史任务，是让马来亚实现民族独立，而事实上马共算是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了。马共是不可能被排除在我国争取独立的历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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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再也回不到祖国的陈平（1924年10月21日－2013年9月16日）

陈

平，本名王文华，于1924年在霹雳实兆远出生。陈平于1940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二战期间，他曾经参与人民抗日军（MPAJA）

，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英国政府曾为了表扬陈平在二战时抗日的贡献，给他颁发英帝国官佐勋章（OBE）

。陈平于1947年在原总书记莱特的三重间谍身份曝光而在曼谷被杀后，接任成为马共总书记。

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者重返马来亚

时，这片土地正掀起着一股波澜壮阔的反殖民浪潮，可以公开活动的马共也积极组织工会运动，大力推动马来亚民族独立运动。由于英国殖民政权害怕彻底拒绝英殖

民主义的争取独立运动终结它对这片富裕的控制，而加紧对反殖民运动的镇压。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霹雳州和丰种植园英籍经理被杀为借口，宣布马共为非法

组织，并颁布紧急状态。英国殖民政府出动大批军力打击马共的武装游击队，将大批平民（主要是华人）强行迁入被称为“新村”的集中营。英军还曾使用成分跟后

来在越战中使用的橙剂几乎相同的除草剂（2,4,5-三氯苯氧乙酸）。

马共曾于1955年尝试通过华玲和谈结束武装冲突，但是当时听命于

英殖民政府的东姑阿都拉曼坚持要马共成员投降与束手就擒，已准备放下武器的马共无法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不过，华玲和谈却也加速马来亚名义上独立的进程。

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反抗英殖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演变成一场内战，一直持续到1989年。马共于1989年合艾和谈时提出的条件，跟其

34年前提出的条件一样，最终马来西亚政府、泰国政府和马共三方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一场原本在1955年就应该结束的军

事对抗。

可是，马来西亚政府却没有履行《合艾和平协议》内的所有承诺，也就是让所有马共成员可以重返他们的祖国，包括陈平。事实上，很多的前马共成员都已获准回国，但陈平却在和平协议签署后，都一直无法重新踏足他出生成长的祖国，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天。

首

相纳吉和内政部长阿末扎希都异口同声表示，陈平的骨灰决不能带回国安葬。根据这些政客的说法，他们要安抚跟马共作战殉职军警的家属，那么那些被英殖民者残

害的平民百姓之家属们又怎样？难道陈平的骨灰也会危害国家安全？难道陈平骨灰会造成毒害，比辐射公害更加可怕？抑或是巫统政客害怕这个英殖民者扶持之政党

那段不光彩的过去阴魂不散？

陈平是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独立斗士。他曾反抗日本的侵占，也力抗英殖民统治，其贡献肯定更大于也是跟英国殖民者作战的末基劳、督江谷、拿督巴哈曼、末沙列等

抗英斗士。巫统为首的政权，却仍然运用英殖民时期的那一套，继续给马共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不尊重跟马共订立的和平协议，还不断抹杀马共在独立抗争中

的贡献，事实上就是在扼杀着我国人民的历史，扼杀着我国人民对真正历史的认知。

蛤蛤，这年头对这些冷门历史感兴趣的恐怕不多了。@傅友德的答案说的很详细了，本人业余恰巧对东南亚共运比较感兴趣，涉猎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试着补充一下：

1.陈平本人能力一般，他只所以扶摇直上，二十出头就当了总书记，完全是莱特为了独揽大权，压制党内人才，一手扶植对自己言听计从甚至是盲从的陈平的结果。而陈无论资历和能力，都无法应付二战后错中复杂的东南亚局势。东南亚诸共中，陈平也就比缅共的德钦巴登顶强些，后者当了一把手之后几乎不理政事，身体不好的他天天躲在书房里抱着氧气瓶看书度日，连手下主要将领干部的名字都认不全，缅共瓦解后逃到中国当丧家之犬。写了回忆录中国不让出，要去香港也不让去，200x年死在成都某医院，中联部官员到场监视葬礼，据说连真名都不让出现。比起战死沙场的前任德钦欣，德钦丹东，长期躲在北京吃特供的德钦巴登顶逊色不少

2.说到莱特，简直屌炸天，向来都是共产党渗透到敌人内部搞破坏，很少有人能够渗透到共党内部。可莱特做到了，身为英国法国日本三国特务，却当上了马共一把手，简直是个joke,他当政那些年对马共伤害太大了，莱特的危害下面会提到。

3.莱特危害之一：日本投降后将垂手可得的政权拱手让出，错失历史性机遇。而反观越南，1945年时其实越盟实力与马共半斤八两，但胡志明抓住机会发动“八月革命”，抢在法国人和国民党军队之前先入咸阳，搭起了自己的草台政府班子，还“解散”印支共对外打出越盟的招牌忽悠不明真相的屁民。连美国人都被唬住了，以为越盟没有共产党背景，在二战后期给了他们一些援助。胡志明的这一历史性决策使得越共占尽了先机。

4.莱特危害之二：嫉贤妒能，有计划有组织的将党内同志出卖给英国日本当局，造成马共人才凋零，导致山中无老虎，陈平当大王。其实马共早期还是有不少人才，与中共的交流与互动相当频繁。双方党员互相跑路到对方处避难的情况屡见不鲜。原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军长何畏就是马共星加坡区委领导人。延安和南方局也有计划的向东南亚派遣人员支援当地革命斗争。但经过莱特乱政，稍微有些能力的或者对他构成威胁的党员要么被出卖了，要么跑路了。某黄性领导人夫妇被出卖后在星加坡被日军逮捕，丈夫惨死狱中，妻子战后大难不死，向陈平揭发莱特，哪知对莱特视若神明的陈平压根不信，妻子悲愤之下去了中国，建国后任某地妇联主任。

5. 马共构成问题：打着马来亚的招牌，成员却基本是华人，颇似红色高棉的前身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其成员基本是越南人。就连莱特这个为数不多的一脸浓浓的马来气息的非华人党员其实也有华人血统（也许是广东广西血统？）。马共为了克服这一点在六十年代曾经推出了一位马来人当花瓶一把手，结果后来这哥们响应文革的造反夺权号召要夺陈平的权，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扫地出门。相比之下，早期同样华人居多的泰国共产党后来本土化就相对成功。

6.马来亚的地形导致马共无法有效接受外援。越南与中国接壤可以很方便的获得援助，马共则不行。中国曾一度希望通过统战亲共的印尼苏加诺的方式取道印尼援助马共，苏加诺也多次放话要支持东南亚反殖民斗争，要英国美国“适可而止”，但都收效甚微。印尼变天以后这条线也走不通了。

7. 马共的对手是英国，不得不承认，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无论是绥靖殖民地还是对付共产党，其手段和性价比不知道比美国睪到哪里去了。而反观马共，领导人长期脱离斗争前线，陈平在中国呆了二十多年就靠着一部电台闭门造车发号施令瞎指挥，唯中国之命是从，就像他当年唯莱特之命是从。五十年代中国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和一少”忽悠东南亚国家时，陈平和马共就坐下来谈判（尽管此时马共实力还行）；六十年代中国要输出革命时，马共就再次高举武装斗争大旗（尽管此时马共实力自保都成问题）。一个政党，如果不能自力更生自主独立，而老抱大腿，无论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最终都是会失败的。

谢邀。请 @观察家1 指正。

一、马共成立马来亚共产党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是于中国大革命（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的1926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的。而南洋临委的前身又是中共在新加坡发展的共青团组织，最初的领导人是许侠夫和黄昌伟。1927年南洋临委根据第三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独立为南洋共产党，首任委员长何炎之，领导成员有叶博真（1931年牺牲）、傅大庆（1944年在北平被日军逮捕杀害）、徐天炳（1930年5月在新加坡被捕，引渡到汕头，1932年牺牲）、詹行祥、符再农、潘先甲（又名潘云波，建国后曾任海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等，大都是海南出身的中共党员。党员300余人，主要是华人华侨。该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有南洋共青团（团员200余人）和南洋总工会（委员长潘云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量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避难南洋，南洋共产党党势大为增强，领导下的夜校达到数十间、教育工会会员遍及108家中小学。1927年3月12日，该党为纪念孙中山逝世2周年在新加坡发动数千人游行示威，遭到英军惨杀，导致数人伤亡，史称南洋三一二事件。中共转入武装斗争后，南洋党在南洋各地全力动员华人华侨回国参加武装斗争，至1930年已有超过2000人回国参加了左右江、琼崖等地的红军部队。南洋共产党势力的膨胀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强烈警惕，开始大举镇压南洋共产党。1930年4月，为在英帝国主义的镇压下更加灵活机动地坚持斗争，原来以新加坡为中心领导马来亚、加里曼丹、菲律宾、暹罗乃至爪哇各地方委员会的南洋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解散，与当地的共产主义联合组建所在国共产党。其中，南洋共产党中央被改组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这就是马来亚共产党的由来，此时该党党员有1500人、支持者10000余人（英帝当局数据，引自O'Ballance, Edgar (1966). 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1960.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马来亚共产党成立后，英帝殖民当局继续强化对该党的镇压，为此特别成立了政治部来专门负责打击共产党人。该党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在1930—1932年间相继被捕和遭到驱逐，1931年6月和1934年的两次大逮捕对该党造成的打击尤其沉重。尽管如此，该党仍然在华人华侨和当地马来人、印度人中间顽强生存，甚至在1935年还能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当局。

二、抗战壮大1937年中国爆发抗日战争后，马来亚共产党与其主要对手即南洋华侨华人中的国民党分子（日后马华公会的要人们）达成了统一战线，与英帝当局的关系也有所改善。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洋。同年12月20日，走投无路的英帝当局决定开始武装马来亚共产党人，为此设置了第101特殊训练学校（101STS）并在其中训练了165名马共党员。然而，到1942年2月新加坡就宣告沦陷了，马共与英军的统战合作也就到此为止。在上述这段时间内，马来亚共产党在大马和新加坡取得了某种半合法地位，党势到1939年中期发展到了40000人，其中半数在新加坡。然而，这种半合法地位也让英军得以在马共内部安插自己的特务，曾是印支共西贡党委一名中层干部、1932年底来到新加坡的莱特（原名为Truong Phuoc Dat）就是其中一员。在英帝当局的积极扶持下，1934年加入马共的莱特，到1938年已成为党的领导人——中央书记。1942年初，马来亚共产党在柔佛州开始了抗日游击战，同年3月组织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马来半岛最大的武装抵抗组织，到1945年解放时该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了6500—10000人。在三年半的战斗中，人民抗日游击军自称以10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5500人、伪军2500人，而日军则声称以600名日军和2000名伪军警的代价消灭了2500名人民抗日军战士。无论哪种说法是事实，人民抗日游击军的战果都是很大的。不过，由于马来民族主义者在战争中站在日军一方作战，因此人民抗日游击军在此后的马来亚紧急状态中就将面对英帝、马来民族主义者和国民党人的联手围剿，而站在他们这边的就只剩下了马来亚人民社会党等少数一些在战争后期倒戈到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左翼马来民族主义组织。

三、反英抗暴二战结束后，马共在1945年解散了人民抗日军（大约680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交出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却没有换来合法化，只得到一个灰色的“活动不受镇压”地位。1946年，马共清洗了被证明是特务的中央书记莱特，23岁的陈平被选举为总书记。随后马共和英帝当局的关系更加紧张，马共为反对英帝殖民、争取马来亚彻底独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又成立了合法外围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参加选举，令英国军政当局高度紧张。1948年6月12日，英帝解散了马共领导下的总工会。同年6月16日，英帝以马共党员在彭亨中一次农民运动中杀死3名英国种植园主为由，宣布开始在彭亨（之后又推广到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允许不经审判逮捕和杀害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马来亚抗英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在英帝当局的突然袭击下，马共在头两周内损失了数百名党员领导干部。6月23日，英帝当局再度重申马共非法，这次还加上了其他左翼政党。马共的回应是组织人民抗日军老战士成立马来亚人民抗英军进行自卫，1949年该军更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1950年，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破路次数从1949年9月的17次上升到了1950年10月的100次，1951年10月更击毙了英国驻马来亚的最高专员。1950年下半年，穷凶极恶的英帝当局开始采用所谓布里格斯战术，也就是集村并屯战术；1951年6月，英军全面厉行集村并屯，从马共游击区迁徙和重新安置了65万人，使马共与其主要群众基础被隔绝开来。此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953年开始，马共开始缺乏食物，民族解放军的兵力开始下降。不过，马共也相应地改变了战术，开始在被重新安置的群众中间开展地下工作，从其恶劣生存状态入手组织合法斗争，迫使英帝当局最终放弃了集村并屯战术，改为收买人心战术。

四、衰弱与再兴1955年，英帝决定让马来亚自治，同年成立了东姑阿卜杜拉赫曼领导的所谓马来亚联邦政府。该政府试图通过大赦来瓦解马共，结果到1956年2月竟然只有73人投降，其大赦政策也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不过，马共方面对这个自治政府起初也抱有一定希望。1955年9月，陈平写信给拉赫曼要求谈判，同年12月25日马共又提出八点纲领作为谈判的要求。于是1955年12月28—29日，双方在华玲举行谈判。由于拉赫曼当局一味要求马共解散，谈判不欢而散。1957年7月，马来亚联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白区只有5万平方公里领土中的3万而已。不过同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后，马共的势力就迅速衰退了。许多马共支持者，特别是马来族人，认为党多年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就脱离了民族解放军和其他党领导下的组织。到1958年年中，马共游击队已经退缩到彭亨和柔佛两州的一隅之地，1959年马共被迫撤退到了马泰边境地区。1960年，马来亚联邦政府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同年美国政府估计马共党员只剩下2000人、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只剩了500人。然而，名义上的“独立”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马来亚社会面前的政治经济问题，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劳工党、人民行动党（与李光耀决裂后成立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现今新加坡工党的前身之一）等合法政党内部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1962年，在英帝的拼凑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和东马的沙捞越、沙巴被合并为所谓“马来西亚”。此举引起了联邦内部的纷争，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的很多居民认为这次合并是违背民意的，新加坡更是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宣布独立。马共遂发起了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到了1967年马共的武装斗争又趋向高潮。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五一三事件，华人和大马左翼对巫统政府的专制政治绝望，大大加强了马共的力量。

五、走向失败进入1970年代后，陈平和许多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如缅共的巴登顶、北加共的文铭权等人）一样长期定居在中国。然而，此时马共表面上力量得到了恢复，实际却在长期的分散游击斗争中滋长了浓厚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1970年领导马泰边界武装斗争的北马局展开的肃反斗争，遭到八支和十二支二区领导人的利用而演变为党的分裂，而党的分裂反过来又导致了肃反的扩大化，最终马共有90余人在此次肃反中被杀、数百人分裂出去另立山头。就在马共自己拉山头闹搞派性的时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局却没有停止在国内残酷镇压同情马共的左翼运动。苛刻的内安法令宁可错关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成千上万的人被不经审判长期关押、流放、杀害，有的如谢太宝甚至还要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1970年代中期，新加坡当局利用马共叛徒提供的情报，基本上摧毁了新加坡的马共地下组织网络。到了1980年代，由于党自身路线的错误和地区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马共在马来半岛南部和新加坡的地下组织基本上被摧毁殆尽，马共完全脱离了群众，成为一个纯粹的武装团体。虽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枪杆子也是要有社会基础、“从群众中来”的。丧失了群众基础沦为山大王，马共的失败已不过是时间问题。1981年，第二共和国政府停止了对马共的援助，尽管如此陈平等人领导的马共依旧效忠北京，结果党内思想逐渐混乱，士气日益消沉；再加上党如上文所述那样日益脱离群众，马共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1982年，泰国军政府对马共根据地发起围剿，马共虽然未遭严重打击但却丧失了经营已久的几个中心根据地（这次行动的另一重点打击对象——泰南马来民族主义游击队，就一直活跃至今）。1987年，前述从马共中分裂出来另立山头的马来西亚共（由八支“革命派”和十二支二区“马列派”在1983年合并而成）下山投降泰国当局，住进了所谓“友谊村”；这使得马共许多党员本就混乱的思想更加动摇，开始出现叛变潮。1989年陈平等人也终于率上千党员干部战士下山投降泰国当局，住进了泰国政府安排的所谓和平村。马共的这一下场，与菲律宾共产党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前马共领导成员的回忆录对此却都避而不谈，多数人不是站在转向者的立场上攻击党，就是讳疾忌医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甚至委过于文化大革命。

六、投降以后下山投降泰、马当局后，马共的部分中下级干部和普通党员获准返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高级干部则都不许入境，至今仍住在泰国境内的和平村里。回到马来西亚的马共党员多数仍然坚持反对巫统，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在网上对安华等人领导的反对派运动献计献策，不过大抵也就是看棋支招的水平了（当然我对今日马来西亚工农运动不熟，不知道是不是有矢志不移的老战士）。留在泰国的高级干部们出了不少英文和中文的回忆录（如http://www.of21.com/doku.php?id=%E5%9B%9E%E5%BF%86:%E5%9C%A8%E6%A7%9F%E5%B2%9B%E7%9A%84%E8%89%B0%E8%8B%A6%E5%B2%81%E6%9C%88_%E4%B8%80&do=export_xhtml），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然而大多数（包括陈平本人）的立场也就是上面那样了。更搞笑的是马来西亚共的众人，先于马共投降，却发现自己没拿到泰国的公民权，最后又于2002年费尽周折争取了马共身份（只有三个头头仍拒绝此身份而靠泰国当局资助吃反共饭）以便获得泰国公民权，令人哭笑不得。纵观马来亚共产党六十三年的艰苦斗争，它成长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壮大于抗战的烽火里，为马来亚的反殖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二十世纪东亚人民革命侧翼的一个有力支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它始终没有能够适应马来亚获得名义独立之后的新形势，逐步沦落为一个群众基础狭隘的华人武装团体，又一味依靠中国国家权力的支持，最终在历史的风云剧变中离开了革命立场而彻底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

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节选听陈平讲马共内奸莱特事件真相（1~3）【提醒】请不要手贱，顺便去点开乌有众自己写的东西，否则本人不负责。

于洪君，吉林省农安县人。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洪君为国际问题专家，过去长期主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目前重点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党政治，当代中国外交。

于洪君同时又是职业外交官，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过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同时出任国际金融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顾问。

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曾经波澜壮阔，与之相响应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亚共产党在内，各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及其武装斗争一度声势浩大，在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震撼和影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力量，曾对该地区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表示了巨大同情和支持。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除越南老挝两国而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80年代后全面受挫，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烽火先后熄寂。本文根据国内外近年披露的新材料，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进行全程扫瞄，以飨研究之需，并求教同仁。

马来西亚原称马来亚，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多元社会，历史上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族群关系与政治生态相当复杂。上世纪20年代，在马林等一批共产国际活动家的大力推动下，共产主义思想传入此地，一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觉悟工人开始在马来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村正式成立。共产国际代表、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志明，在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会议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胡志明当时称阮爱国，他受共产国际委托，当年2月先在中国九龙统一了越南境内各派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越南共产党，而后一鼓作气，来到马来亚，主持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党员，在马来亚共产党的筹建及其早期活动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一些中共党员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来到新加坡和大马半岛，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中共南洋临时党支部，后改为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了更紧密地联系当地民众，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中共南洋临时工委后来改组为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马共第一任总书记黎光远、组织部长吴清和宣传部长傅大庆都是华人。黎光远担任马共总书记仅两周即被逮捕，坐牢两年后被驱逐到中国，遭国民党政府杀害。黎光远和吴清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和南洋共产党的背景尚不清楚，但傅大庆曾是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领导人，这一点确切无疑。

马来亚共产党是按照共产国际统一部署，根据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而成立的。同各国共产党一样，马共成立之初也属于共产国际的成员党，其基本纲领是反帝反封建，把英帝国主义驱逐出马来亚，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共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由于新加坡产业工人较多，工人运动当时比马来半岛其他地区更活跃，马共最初的活动多以新加坡为中心。但因政治上不够成熟，指导思想有误，缺乏经验和高水平的干部，马共也曾犯过盲动主义和左倾幼稚病等错误。1935年匆忙组织的工农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打击。新加坡海岸殖民地警察当局对马共成立及其活动十分敏感，成立专门机构予以打击。据统计，1931-1935年间新加坡警方共对马共采取432次行动，拘捕226名马共嫌疑人。因其中多为中国籍，所以多数被驱逐到中国。6名被捕的马共领导人，5人被遣往中国，因为他们都是华人。

1937年，马共以统一战线方式，利用合法渠道开展群众运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影响逐渐扩大，党在组织上亦有所发展。马共领导人也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第一任黎光远被捕后，林庆充于1930年接任，但一年后辞职。1931年6月继任总书记的符鸿纪，未能获得党内信任，1932年9月被开除出党（此人当年曾被派往中国上海重建马共与中共的联系）。此后，何文汉、欧德修、李启新、陈良、蔡白云、杨少民等人相继担任过马共总书记。1939年4月，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成了马共的最高领导人。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曾经使用过张红、黄金玉、黄绍东等化名。1934年，此人在新加坡进入马共党组织，1935年成为中央委员，1936年成为总书记蔡白云副手，1939年成为总书记。据马共后来考证，莱特早年曾留学苏联，而后到了中国，成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成员，会讲汉语和广东话。20年代，他随胡志明回到印度支那，在西贡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成为西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影响，马共也认为已经开始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事情，继续坚持抗英斗争。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日本侵略马来半岛的威胁日益临近。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共也迅速改变了对待英国殖民当局的态度，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了由马共召募人员、交给英军训练、归属英军马来亚司令部指挥、共同对日作战等建议，但遭到英国殖民当局拒绝。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大举进攻泰国和马来亚，英军受到重创。为联合各种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人的进犯，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转而寻求与马共合作，双方9日签署芽茏协议。此后，马共开始招募志愿人员，接受英军训练，然后组织这些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英国人感到“与共产党人能够和睦相处”，遂派秘密特工到马共游击队开展工作。原来被捕的马共党员也因此获释，投身到抗日游击战中。1942年1月10日，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部队正式成立。而后，又陆续成立了第二独立部队、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等。这一时期，马共制定了以驱逐日本法西斯、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九大纲领》。

如同马共主要由华人党员组成一样，马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以华人为主。基于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便于指挥，霹雳州人民抗日军按汉语方言分设为四个组。一组以客家人为主，一组以潮州人为主，一组以海南人为主，一组以广西人为主。从这一情况看，说马共“领导马来亚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抗日军”，不如说马共主要领导华人建立了抗日军。

日本攻占新加坡后，英军宣告投降。马共开始遭受日本人的残酷镇压，领导层受到了严重破坏，包括党内二号人物黄诚在内，许多领导人被捕牺牲。1942年9月1日，马共根据总书记莱特的命令，召集各地党组织和部队领导人到雪兰莪州黑风洞地区开会，结果遭到日军围歼。党的领导机构和骨干力量遭受的损失更加惨重。不久后准备在霹雳州召开的旨在重建领导层的金宝会议，也因日军突袭而未能举行。

事后查明，1942年向日本人提供黑风洞会议消息，致使马共领导层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恰恰是“因汽车抛锚错过时间而死里逃生”的总书记莱特。当年3月26日，莱特在新加坡被日本宪兵秘密捕获。莱特为保全性命，向日本人提供了马共领导人名单，并与日本人达成了秘密合作协议。日本人根据他所提供的情报，成功地突袭了马共黑风口会议。后来，也是因莱特出卖，马共另一领导人蔡克明在新加坡被捕牺牲。对于这些事情，马共当时一无所知，党的领导层实际上只剩莱特一人。

当时，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着多种形式的接触和联系。马共与泰国共产党的关系尤为密切。泰共总书记名叫李启新，化名老黑，出生于中国海南岛，年轻时移居新加坡，在那里加入马共，担任过莱特助手和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李启新被新加坡警方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在香港，他找到党组织，随后被派到曼谷，成为泰国共产党领导人。1944年，马共与泰共在两国交界处联合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马共与印尼共的联系也相当密切，50-60年代印尼共产党比较活跃时，马共曾在印尼开设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办事处。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3年零8个月），马共抗日武装战绩卓著，毙伤日军总共5500余人。虽然马共武装自身损失也相当大，伤亡人数超过4000多，但总体上还是在发展壮大，成为马来半岛最有组织性和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解放并有效控制了超过一半的国土。至战争结束时，马共准备复员的多达6300人，规模相当可观。当时，英国人对马共在抗日斗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认可，马共总书记陈平曾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但他没有去英国领取。党的另一重要人物陈田，应邀去英国参加了盟军胜利游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马来半岛、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书记仍为莱特。面对新的情况和更加复杂的新任务，莱特为马共制定了名为《八大主张》的新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家联盟”，“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所普选的民意机关”。马共当时制定这样一份文件，显然是受到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交枪入阁”事件的影响，实际上是要放下武器，解散军队，结束武装斗争，同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全面合作，走和平斗争即所谓政治发展之路。当年11月发表的马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宣言》，集中地表达了马共的上述立场。

当时马来半岛的形势非常复杂。战争结束之初，原来驻守马来半岛的部分日本军人不想成为“白人”即英军的俘虏。他们抢在英国人尚未前来受降之际，通过各种渠道与马共接触，试图与马共武装联合，建立抵抗英军的日本-马共联合作战部队。当时，无论在马共党内还是在马共武装力量中，为反击英国殖民者不惜继续战斗的氛围比较强烈，在此思想支配下，马共个别地方组织和部队领导人未同中央商议，竟与部分日本军人达成了开展抗英合作的初步协议。

马共面临着与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合作还是与昔日的敌人日本人合作的两难选择。经过反复权衡，马共最终接受了总书记莱特的主张，因为“他曾是共产国际的人”，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即已解散，但他身上的光环尚未退去。不过，即使决定与英国新殖民当局开展合作，马共也还是“留了一手”。他们秘密地隐藏了几千件武器，同时将几千名准备日后开展游击战的武装人员悄悄隐居到农村老百姓中，其中包括大约400名不愿成为“白人”俘虏的日本军人。

马共接受总书记莱特建议、放弃武装斗争并转向政治发展后，党内围绕着是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是否与日本军人合作，是否参加战后马来亚和平进程的争论告一段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机构得以重建。脱党很久但仍然活着的一些资深中委如阿仲、雪兰莪州州委书记杨果、南柔佛州州委书记陈勇、霹雳州州委书记陈平等人，与莱特一道组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除莱特具有越南血统外，其余四人均为华人。

转向和平发展道路后，马共人民抗日军的某些人员换上了英国殖民当局发放的三星军服，有些人被授予了军衔和勋章，经常不断地受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莱特有了固定而体面的办公地点，还有3位马共领导人被聘参加了英国军政权的顾问委员会。但是，英国殖民当局战前颁发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社团法令》和《驱逐法令》没有废除。当局是否会利用这些法令来对付昔日的盟友，没有明确态度。马共自走出丛林成为合法政治力量那一刻起，就笼罩在前景迷离、命运不测的巨大阴影之中。

英国殖民当局根本就不愿在新形势下与马共合作，更不想与马共共享抗日战争成果，一开始就对马共保持高压态势。马共党内主张开展抗英斗争的力量，利用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社会混乱、腐败横行的复杂局面，经常发动民众，组织示威游行，开展罢工斗争，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马共干部中陆续有人被捕，或遭驱逐。由于历史积怨过多，当局挑拨离间，华人土匪滋事等多重因素，马共与原住民马来人及其社团的关系也倍显紧张，摩擦和纠纷时隐时现。

面对重大历史考验，马共党内矛盾再度显化。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是否执行莱特提出的“马来亚民主统一阵线”政策，是否支持马来人建立的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内分歧严重。1946年初，党的领导机构得到加强，中央委员会增加到12人。前不久产生的5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成了常委会，而后改为政治局，其他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当年1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题为《新任务 新纲领》的重要文件。这期间，莱特伪装共产国际代表一事被揭露，党内对其身世之谜愈发怀疑。莱特的领导地位、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严重削弱，随后神秘失踪。1946年，马共开除了被怀疑为英国和日本特工，战后又为英国人服务的莱特，1947年5月在泰国将其秘密处死。

1947年3月， 年仅23岁的陈平（原名王文华）被推举为马共总书记。陈平后来回忆说，当年莱特倡议的“政治路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依靠这条路线，“马共控制了全马及新加坡的劳工组织”，马共的“政治影响力及追随者从未那么强大过”。因此，莱特被除掉后，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新领导层决定继续执行已经在执行中的政治路线。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影响正在进行的马来亚联邦制宪工作，成了当时马共的主要斗争任务。

1947年夏，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英国殖民当局加大了打压马共等进步力量的力度，马来亚的政治空气更趋紧张。面对这种情况，马共于1948年2月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年5月通过了准备武装斗争的决议。当年6月，英国当局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开始全面镇压马来亚共产党、前抗日人员和其他进步人士。陈平成了大英帝国的首号通缉犯。1949年2月1日，马共武装力量改组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其中的第十支队，全部由马来族出身的人组成。马共中央和军总司令部就此发表了《民族解放军建立宣言》。1951年10月，马共武装竟然神奇地击毙了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葛尼。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加之战争指导思想存在问题，马共在武装斗争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党的队伍，包括最高领导层，因战斗减员、屡出叛徒而不断分化重组。这期间，当局竭力把马共的武装斗争描绘为苏联策划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但据陈平回忆，虽然他作为党的领袖产生过要与苏共建立联系的念头，但“无论是紧急状态之前或紧急状态期间”，马共“从未与苏联有任何联系”。马共不曾向苏联求援，也没有任何苏联人或莫斯科情报员与他或马共接触。

马共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联系。陈平领导马共后，曾于1947年前往香港，与中共驻港干部进行了接触。但据陈平后来透露，直到1949年年中，马共与中共的联系只是间歇性的，而且对马共并无重大意义。后来考虑到中国革命将很快在全国胜利，马共才认为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势在必行。1948年底，马共“驻中国的第一任代表”阿海来到中国。后来，马共又陆续派到中国很多人，有的人在中国娶妻荫子，生活了二三十年。如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马来亚共产党不仅与中国保持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与苏联也有一定的接触和联系，马共驻中国的代表多次赴苏联参加会议，与苏共中央国际部讨论有关马共的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上对马共与中苏两国的关系问题猜测频多。为说明马共领导的革命不是外部干预和支持的结果，而是马来亚社会内在因素所使然，陈平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强调，马共当时“不曾接受来自中国或苏联共产党人的任何直接援助，不论是财务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

1954年，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曾在伦敦会议，讨论战略策略问题。当时，亚太地区形势又发生很大变化。继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希望日渐增大。面对这种情况，马共驻英国代表林丰美宣布，马共愿在终止紧急状态的条件下结束武装斗争，以和平方式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林丰美宣读的这份文件，实际上是由马共驻中国代表小章（即凌章云）在苏联起草的，文件中“接受了不少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意见”。这件事说明，马共在政治上受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马共代表在伦敦宣布将有重大政策调整，在马来亚内外产生极大影响。陈平等人得知这一情况时，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已经签字，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在万隆会议上通过，以东姑为首的马来人政治集团联合马华公会，在角逐马来亚未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英国人把统治权交给马来人已无悬念。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短期内绝无胜利可能，而东姑集团明确承诺大选获胜后实行大赦。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陈平等留在国内的马共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讨论，决定接受上述文件阐明的新立场，转向和平谈判，争取获得合法地位后，以制宪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955年5月，马共以吴兴名义向吉隆坡当局递交了由陈平起草的希望举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但英国殖民当局认为马共败局已定，坚持要马共投降，然后再谈大赦，实际上拒绝了和谈。当年7月，东姑领导的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东姑表示愿意会见陈平，英国人的立场亦开始松动，局势逐渐向有利于和谈的方向发展。当年10月，马共代表陈田与政府代表朱运兴进行了三轮预谈。双方商定，12月下旬陈平与东姑在华玲举行正式会谈。

华玲会谈前约一个月，马共驻中国的代表回到国内，转达中苏两党关于马共问题的联合意见。由于事关重大，这份联合意见书是记在脑子里，以口头转述方式传达的。其主要内容：一是马来亚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共同边界；二是马共的斗争未能形成跨种族的广泛统一阵线；三是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四是建议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华玲会谈中，政府方面的代表是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还有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马共方面除陈平、陈田外，还有游击队领导人拉昔·迈丁。当时，陈平等人要求当局允许马共作为合法政党回归社会，或者允许马共解散后另建一个新党，原马共人员自由参加新党或其他政党，但当局坚持要马共无条件投降，要求放下武器人员在集中营接受忠诚审查，不愿效忠马来亚的人将被遣送到中国或印度。马共无法接受如此屈辱并伴有政治迫害风险的方案，再加上英国人特别反对重金通缉的“恐怖分子”陈平回归政治生活，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华玲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陈平当时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继续战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