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此时，“大到不能倒”的百年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大肆操弄以劣等房贷包装为优质投资品的所谓金融衍生产品，再用不实的手法兜售给全球，最终因信贷泡沫破裂而被巨大的债务所压垮，引发了华尔街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骨牌效应。这股无远弗届的冲击波并不仅限于金融业内，全球的实体经济尤其遭遇重创，许多美国人失去家园，其他国家的众多企业也因资金链断裂而大批倒闭，掀起了庞大的失业潮。虽然美国政府连同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随后紧急救市，但危机的后遗症至今犹未完全治愈。
西方舆论在分析总结五年来的教训时，基本都呈现了悲观情绪。主流意见认为，引发危机的根本肇因依然没有解决——金融业者过度的冒险行为、对市场盲目的信心、监管机制因自由化（deregulation）的意识形态而放松管制等等。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超越任何主权国家，导致受制于国界的监管者无法有效掌握金融业者在全球的冒险行为。虽然类似20国集团的组织试图协调弥补漏洞，但至今仍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让业者得以用豪赌式的不顾风险继续逍遥法外。
此外，金融巨鳄权责不符所形成的严重道德危机仍然存在——从兜售衍生产品套取巨大利益的美国各大金融机构负责人，全部在法律面前全身而退，没有人为造成如此巨大且深远的灾害而坐牢，还能享受其贪得无厌所攫取的罪恶果实。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曾准确地指出，金融业在平时可以毫无困难地根据“贡献”，分配优渥的薪酬红利给管理层，但是发生危机时，却无法分配应有的责任与后果。由此激发的“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一度在全球蔚为壮观，最终还是无疾而终，未能真正改变这不公不义的现状。
让金融业壮大且为所欲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按理应该随着华尔街金融危机一并破产，可是经历了共产主义的大溃败后，至今还没有出现具备影响力的思潮，足以抗衡自由市场的主导地位。反之，无论是成熟经济体或新兴市场，任何加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均发生贫富差距日益严峻的社会现象。美国经济在稳住阵脚，稍有起色后赫然发现，2012年全国的贫富差距为百年最甚，收入最高的1%人口据有19.3%的收入。失业率虽然从危机爆发后的10%高峰，下降到目前的7.3%，却还是远高于危机前的5%。
危机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发展，也暴露了美国所谓的民主体制的失效。打着“改变”旗帜的奥巴马总统，在危机后的几个月顺应民意入主白宫。他虽然在去年成功连任，但当初对他抱以高期待的许多支持者早已绝望。民主共和两党表面上在国会互相掣肘，使立法瘫痪，背地里接受金融业政治献金则如一。人民对华尔街贪婪及失责的义愤并没有得到回应，要管制华尔街防止其豪赌的金融法案，在国会协商妥协的过程中效力一再被削弱。金融高管继续坐领巨额红利，“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则不断扩大业务和资产规模，一切如常，仿佛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一般。
正因为如此，一旦美联储暗示要减少应对危机的印钞行动，新兴市场的股市立即下挫——没有经历认真而深入的体制改革，全球经济显然还在罹患着危机的后遗症。世界尾随华尔街金融危机所发生的另外两轮危机，经济上欧洲的金融危机产生了所谓的“失落的一代”，高学历的年轻人一毕业即失业，埋下了日后难以估计的政治隐患；政治上的阿拉伯之春一度让不合理的专制政权相继倒台，可是随后的社会动荡与血腥内战方兴未艾，恐怕还将制造更多极端宗教思想的温床。如何走出危机的阴影？人们在五年后似乎还无奈地找不到确切的答案